推广“清远经验”
工交战线上的改革，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当时，广东出现了一个“清远经验”。所谓“清远经验”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清远县委针对当时国营企业徘徊不前的问题，在17个企业中大胆推行“超计划提成奖”，实行一年，总产值增长8.5％，利润增长2倍以上，税收增长30％，工人收入增长18.3％。与此同时，撤销了县工业部、交通局等部门，成立了统管全县工交系统人财物大权的县经委，探索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习仲勋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也容易。不要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要让这朵花墙里也香。” 当然，清远的做法还很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当时，四川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已在100个企业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而广州只有3个企业在试点。为了推动工业企业改革，市委决定派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范华带队到四川参观学习。
1979年9月，杨尚昆在广州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作了一次促进。他指出，同全国比较起来，广东的发展是落后的，而且相当落后。浙江、江苏、四川都比我们好。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赶上去。各单位生产任务完成了，还要补学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一课。要重新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把脑筋打开，因为多少年来，工交、财贸等方面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数思想上被框框限制住了，不敢想，更不敢干。就是说思想上有些僵化，前怕狼后怕虎。在新生事物面前总会有困难、有问题，甚至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我们办工业几十年，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受苏联、斯大林时代这种建设方法的影响，就是中央集权，统得死死的，地方、企业一点自主权都没有，或者很少。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说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话虽然讲了，但是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现在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企业搞得好不好，制度有没有问题，要看这个企业的生产发展快不快，对国家贡献大不大，工人的生活改善得多不多。我们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完全是领导的事，而是要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共同来完成。要走群众路线。试点能否得到成功，主要决定于是不是走群众路线，是不是从群众中来，只靠几个领导人关在房子里苦思冥想是搞不好的。
解放思想 试办特区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广东毗邻港澳、面对东南亚，海外华侨众多，发展经济具有特殊优势，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实行对外开放；建议中央授权广东省委处理问题有较多的机动余地。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回到广东，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杨尚昆到广东后，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后半段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搞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合作经营。开始省委想在深圳办个特区，设想叫“对外加工贸易区”。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和省委主持经济工作的王全国到北京参加了会议。行前，4月2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起草的《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请求中央考虑广东的特殊情况，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允许吸引外商来投资建厂，将深圳、珠海和汕头的一部分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考虑到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写出正式报告已经来不及，决定委托王全国在会上口头向中央汇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坚决支持广东、福建两省大胆实践，特别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拟办的“对外加工贸易区”定名为“特区”。会后，中央派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后来，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指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地方有更多的主动权，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