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换药，没戏。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争论不如下去试点。1987年我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沧州、浙江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感到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我到深圳后，在李灏的支持下，在深圳一步步推行股份制改革。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到1990年，在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有近2000家。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搞市场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本和土地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必须建立相应的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热、房地产市场热，就会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刺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热。所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由李灏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初到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
对于深圳的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不少外国人很不理解。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到深圳考察，问我深圳搞了5家上市公司，对全国来说有什么意义？我说：意义就是示范，成功了，就可以推广。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改革很关注，但对搞深圳特区、搞试点都不赞成。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我国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是成功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截至2007年9月底，深沪两市共有上市公司 1497家，总市值达253156亿元。从1993年到2006年深沪两市共筹集资金1162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