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制度的改革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方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方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1984年底、1985年初，我两次向国务院总理面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方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方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元，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国务院总理赞成我的意见，成立了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成员。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了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我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这样，全国出现了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10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还有一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深圳特区起步的。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海南洋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也许存在租金过低的问题，有人指责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1984年，我应上海方面之邀，到上海讨论开发浦东问题。当时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政府拿不出钱来建黄浦江大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向日本银行贷款，再用养殖对虾的钱来还贷。看可怜到什么程度！政府连建桥的钱也拿不出，谁也不愿开发浦东。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使用土地要花钱，浦西的地越来越贵，自然到土地成本低的浦东开发，政府从土地中受益，盖一座桥还不是小意思。
还有一件趣事，新华社内参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上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没错，在当时的体制下，自己就不许做。这个香港人不是打着房地产开发，而是打着帮侨眷解决住房困难的旗号来干的。此后过了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一件赚钱的买卖。
事情就是这样，有利也有弊。明白过来了，也出了问题。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土地的巨大收益没有纳入预算，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大都从这里开支。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土地制度改革也名正言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