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一向以“老子党”、“太上皇”自居，标榜一贯正确，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但也不乏明智之举。1927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皮亚特尼茨的信，首次提出维经斯基应对中共党内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负责，并要求撤换维经斯基。7月23日，福京等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同样认为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仅中共应承担责任，而且几年来一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也应承担责任。后来，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之所以没有坚持在国民党内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代表“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1930年，维经斯基以求是的态度检讨说：“陈独秀的错误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如何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不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而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有的则尖锐地提出，没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莫斯科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学术大师胡绳生前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要中共去给共产国际做“苦力”，“那时候要中国共产党去帮资产阶级的忙，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他认为把失败“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任何歪曲或伪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该不该还陈独秀一个公道和清白?近期公布的苏联档案已作了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