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第一个号令”传达后的一天深夜，突然有几个人到海运仓招待所，找在这里“靠边站”的干部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他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他们被分到了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张力雄和南京军区的王蕴瑞六人分为一个方面，都告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疏散意味着什么，将来命运又将会如何。
第二天火车票准备就绪，六位将军一齐到了北京车站。护送他们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他按照上面的交代，“忠于职守”，一夜都不敢入睡，对护送的对象进行监督，生怕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
在潇湘大地的酸甜苦辣
六位将军在谈话中都诉说了这些年来的不正常遭遇，有的提到心酸往事时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离开疗养院前到病房与六位将军一一告别，他们都表示要说的话都说了，感谢组织派人对他们的看望。我听了六位将军的不正常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回到机关如实地向领导作了汇报。
林彪“第一个号令”发布后，当时向六位将军宣布是去广州军区，可是到长沙就让他们下了火车，接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中间来人向他们介绍了西湖农场的情况，宣布他们将被安排在那里劳动。很快，他们就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西湖农场。六个人被分到六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来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非常简陋;地面坑坑洼洼，用脚一踩就会出水;屋顶上到处是洞，麻雀不断飞进来啄食。夏天炎热难当，冬天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就结了冰。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整月见不到油荤。
生活条件的艰苦，作为老革命的他们都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让他们憋气的是政治待遇，六个人生活上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享受不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待遇。
他们在西湖农场期间，在连队归班､排､连长管，团里则由政治处的保卫股管。什么矛盾性质的人归保卫部门管理，部队历来都是有明确分工的，所以从管理渠道上不难看出，农场对他们是作为专政对象看待的。由此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向我诉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比如:
他们想自费订阅报纸，得不到农场的同意。他们写封家信，寄出前要经保卫股审查，家里来信也要先由保卫股拆阅，凡被认为是不该写的内容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班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站第一排，团员站第二排，不是党团员的战士站第三排。六位将军都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以营为单位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秦基伟与全连官兵列队去营部投票。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把秦基伟拦住，让他回去看书，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秦基伟的女儿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和畹江比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跟你来往了，组织上已经批评了我，说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场有问题……”
1972年4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多了，六位将军才接到通知，说要将他们转到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364医院休息､疗养，从而结束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生活。
六位将军到灰汤疗养院后，吃､住等生活条件比在西湖农场时有了改善，但他们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制，不得离开疗养院附近;二是每个人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三是刚开始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集中传看。
这样又过了5个月，政策才渐渐地放宽了一些，而且他们的家人可以到疗养院与他们团聚了，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六个人都先后经历了到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秦基伟的爱人唐贤美，于8月初放暑假后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赶到灰汤。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