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等六位将军是1969年“紧急战备”时被疏散到湖南的，开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于1972年4月转到坐落在宁乡县灰汤镇附近的解放军364医院(又称“灰汤疗养院”)休息。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军区管理，但是这六位将军为什么被“靠边站”，到底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向省军区作过交代，省军区的同志也不便过问。中间除了时不时有专案组人员找某个人谈话､调查核对材料以外，他们与原单位完全断绝了组织联系。
灰汤疗养院坐落在素有“潇湘第一泉”之称的灰汤温泉附近，山清水秀，环境幽静，温泉水温高达90摄氏度左右，确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六位将军从农场转到这里，处境有了很大改观:一是解除了劳动;二是家属可以前来探望团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饭，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归口管理的机关不是原来的保卫部门，而是换成了干部管理部门。
然而，对他们的处理还是留了个“尾巴”。他们虽然住在了疗养病房，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疗养员”的待遇，日夜24小时陪伴他们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保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上，房子窗户朝南，房门向北，病房门外有一个敞开式的长廊相连，长廊两头各有一个楼梯。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住在中间，两头靠楼梯的房间里住着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外出活动，要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只能在疗养院附近。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有事都是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转达，从来不与他们直接接触。干部处处长为六个人的事免不了去疗养院收发文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的一些举动，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俩到达疗养院，我们把随身所带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户一户地拜见，见了面我首先向对方敬礼，问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后说:“我叫刘岩，是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他叫任振先，是总政组织部秘书。我俩受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托来看望首长，一会儿集中一块再汇报来意。”六户走访完毕，大家先后来到学习室坐定。我说:“李德生主任派我俩专程来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六位首长，二是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听取意见的方式准备一户一户个别交谈，我俩由东向西，到首长房间一位一位地谈，时间不限，请你们把要说的话说完为止。有的事一次没谈完，想起来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谈，我们什么时候听完首长们的意见，什么时候再离开疗养院回北京。”
散会后，接着到房间个别交谈。此时，我示意省军区干部处处长不必再陪伴了。他回到招待所给省军区领导打电话，汇报我们会见六位将军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是:“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所谓“不一般”，是与过去来疗养院的专案人员的举动对比而言的。专案人员见到他们一不敬礼，二不握手，三不称呼职务，四是叫名字时不加“同志”二字，有的甚至还加以训斥､指责。
我俩用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六位将军的意见后返回北京。一到办公室，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就交给我一份广州军区政治部发给总政治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改善秦基伟等六位将军生活状况的几条措施，请示总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项，其中包括:一是把六位将军接到长沙大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二是由广州军区卫生部调拨一批六位将军需要的药品，放在疗养院药房专药专用;三是给疗养院增配一辆小汽车，专门用以到宁乡县城等距疗养院较远的市场采购副食品;四是组织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游览。另外，还有关于看文件､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我看后心想，广州军区对这六位将军的优待措施，与我俩湖南之行传达了总政治部的意图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俩到长沙后并没有向湖南省军区传达关于六位将军的什么信息，只不过是用我们的行动表明自己对六位“靠边站”多年的领导同志的政治态度而已。后来听说，湖南省军区干部处处长把我“不一般”的举动向湖南省军区领导汇报后，省军区马上转报了广州军区，于是很快提出对六位将军采取几项优待措施的意见。
从进京“靠边站”到勒令离京
在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六位将军就“靠边站”了，所以在我接手的任免干部名单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名字，对他们的有关情况，除对秦基伟､李成芳较熟悉外，其他都不甚了了。从湖南回京查阅档案和电话询问昆明军区､南京军区后，才了解到他们的一般情况，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