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 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