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觉得发人深思。当革命出现挫折､失败，会引起部分人的思想变化，彷徨动摇;而当革命走向胜利，也会引起部分人的思想变化，出现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因此，他一再提醒身边的人，提醒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要有所警惕，不要对进大城市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不要有过高的要求，要保持我们党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
到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之际，“大搬家”､进北平的事情已经酝酿了两个月，许多人都在议论，大多数人都感觉准备得差不多了，急于动身渐渐上升为主流情绪。周恩来在与杨尚昆研究有关工作时，也透露出全会一结束就动身的意向。
但在全会结束前一天，李克农从北平发来《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电报说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还比较乱，希望再给一点准备时间，请中央的搬迁稍缓一缓。
鉴于任弼时的身体情况，鉴于周恩来将在一段时间里要集中精力同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鉴于中央机关大搬迁及进驻北平后安置工作的繁复，鉴于中央办公厅在此项工作中担负的重要角色，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分管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接手工作后的一天，朱德对杨尚昆说:“你们放手工作，我愿意为你们撑腰。”
3月16日入夜后，到北平协助李克农做搬迁准备工作的赖祖烈回到了西柏坡，是周恩来专门要杨尚昆把他召回来的。听完赖祖烈讲述北平方面的情况后，杨尚昆拉着他立即去向朱德和周恩来作汇报，随后他们一起商议了搬迁之事。
朱德告诉杨尚昆:“毛主席的意思是还想在西柏坡再留住两个月，南京派人来进行的‘和平谈判’就在西柏坡进行。”但周恩来和任弼时都主张快些进北平，既然进城的决心已经下了，而且北平的政治活动日趋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已很难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方面，自从李宗仁于1949年初担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后，几次派代表北上，进行和谈试探，图谋与中共“划江而治”。2月14日，他委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几位老人，以私人名义乘飞机到达北平与中共方面接触。他们到北平后，提出了会见毛泽东的请求。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从北平飞石家庄，再乘车于22日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们，杨尚昆也参与了部分会谈。李宗仁在得知“老人团”与中共领袖会谈的情况后，随即宣布将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和谈代表。毛泽东所说的“和平谈判”，即指与邵力子､张治中等的谈判。
另一方面，在这段日子里，与中共商谈南北通航问题的上海航运界代表，以及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位民主人士，也都陆续到达北平。而进入3月以后，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
周恩来､任弼时的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接受了。3月17日晚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拟好但还没来得及发表，杨尚昆就得知中央书记处已经作出决定:中共领袖和中央机关将于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19日，周恩来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布置“大搬家”的事宜。从北平刚回来的赖祖烈，在会上介绍了香山中央机关临时驻地的情况。接着，杨尚昆根据中央机关的组织系统､工作性质，就哪些部门应该先随书记处一起走，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