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见到一张拍摄于7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中的7个人是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秘书班子的成员。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老照片给人留下许多不解之谜。笔者所能告诉读者的是：照片后排中间的那个高个子，名叫郭维城，西安事变时，他是张学良最信赖的机要秘书，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西安事变在即，张学良请他草拟捉蒋新闻
1935年10月，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调往西北与红军作战。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张学良损失了两个半师的兵力。从惨痛的教训中，张学良看出红军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逐渐认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政治主张有了很大转变，坚定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
这时，年仅23岁的郭维城，已是东北军首脑机关机要部门的第三把手。他跟随张学良将军住在西安金家巷的张公馆，凡属绝密的文件和电函，都由他负责承办。
1936年4月，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去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商定联蒋抗日的办法，不久，又立下了万不得已时采取逼蒋抗日行动的决心。为了统一东北军将士的步调，张学良经常到所部发表演讲，并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军官训练团的学习教材《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就是郭维城根据张学良的抗日言论编写的小册子。“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郭维城又编印了《纪念特刊》，在东北军中，以至社会上广泛发行。
当屡次面谏无望，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主张被蒋介石一再拒绝后，张学良不得不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天凌晨，万籁俱寂，捉蒋行动在紧张秘密地进行着。一辆军用吉普车由设在新城大楼的指挥中心向张公馆方向疾驰，即刻又飞速返回新城大楼。这是张学良紧急接郭维城来指挥中心，让他草拟捉蒋新闻稿、宣传提纲，准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胜券在握的张学良口述了新闻提要，郭维城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奋笔疾书。
西安事变的成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东北军的命运，舆论宣传事关重大。张学良果断做出决定，任命郭维城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代理常务委员，全面负责舆论宣传工作。事变的第二天，郭维城奉命接收了国民党的《西京日报》，将其改为《解放日报》，并主管《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他还特请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帮助进行国际宣传。
在西安事变的日子里，郭维城兴奋至极。他为新创刊的《解放日报》写下发刊社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直到周恩来副主席抵达西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他的亢奋情绪才得以缓和。他马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和部署，把有关的宣传提纲、新闻提要等重要文件，都送给周副主席审阅。
12月25日，一贯为人宽厚的张学良将军在送蒋介石回南京途中被软禁。政局急剧变化。为防不测，郭维城迅速清理了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的遗留文件。文静、心细的赵四小姐为防止由她亲译的张学良与中共中央来往的密电落到蒋介石手里，急忙找郭维城商量对策。
郭维城跟随张学良期间，总是相伴左右，经常与赵四小姐擦肩而过，却从不多说一句话。而赵四小姐对张将军的远近亲疏了如指掌。在此关键时刻，她请郭维城一起，将密电、密码本以及她与张学良之间来往的情书，都集中在卫生间烧毁了。
郭维城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了两年半，目睹了张学良从无条件拥蒋到逼蒋抗日的思想转变，对张学良的内心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他钦佩张学良公正厚道的品德、坚定果敢的胆略，特别钦佩张将军为爱国统一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品格。
成为张学良最信任的知己
“七七”事变后，郭维城随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参加了淮河、台儿庄、武汉等战役，随后东进山东，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在武汉，郭维城找到东北救亡总会（周恩来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的负责人高崇民、阎宝航，提出回到革命队伍的请求。东总的几位领导人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现东北军领导机关中，当年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只剩下郭维城一人，是很难得的“联系人”。根据组织安排，郭维城继续坚守在东北军总部，在于学忠将军手下担任秘书室主任。
1941年春天，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战地党政会议。这时，29岁的郭维城已被提升为少将处长，代理东北军总部秘书长。于学忠决定派郭维城代表鲁苏战区参加重庆会议，顺便代表他联系东北军在重庆的元老，探询有关营救张学良的事。
张学良将军被监禁后，郭维城心中像压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他很想通过这次机会能为解救张将军做些切实的努力，但心中也有担忧：他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又是目前东北军总部张学良唯一的亲信，担心去重庆后会被当作人质。出发前，他做了最坏的准备，疏散了家眷，毅然踏上西去的征途。
从鲁苏战区到大后方重庆要通过敌战区和黄泛区，一路上险象环生。郭维城化装成商人，由便衣侦察掩护，辗转一个多月才来到陪都重庆。这时国民党战地党政会议已近尾声。由于郭维城不仅代表鲁苏战区，而且代表东北军，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召见了他。
当身穿国民党军服、佩戴少将肩章的郭维城出现在总统会客厅时，蒋介石暗暗吃惊：张学良身边何时有这等豪杰英才？他热情地招呼郭维城在他对面就座。在询问了鲁苏战区的情况及东北军内部的情况后，蒋介石又关切地问起郭维城的家眷，并想说服郭维城来重庆工作，说是要委以要职。
郭维城很清楚，蒋介石是在笼络人心，妄图寻找缺口，掌握东北军的剩余武装，彻底瓦解东北军。他淡淡一笑，婉转地谢绝蒋介石说：“感谢总裁关怀，维城愿重返鲁苏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战死在疆场！”
离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郭维城来到阎宝航创办的外交协会，与众多东北元老频繁接触，商议解救张学良将军、东北军东山再起、打回老家去等诸多问题。三个月过去了，有关张将军的音讯全无，郭维城对于日后东北军的前途也没有任何良策，于是带着满腹惆怅离开了山城。
为“贯彻张汉公主张”，他率领111师勇敢地举起义旗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时期。东北军总部由沂山地区被敌人赶到架子山区，距东北军111师师部只有几里路。郭维城有机会与中共特别党员、111 师师长常恩多经常来往。西安事变期间，郭维城结识了常恩多将军，相互了解彼此的政治主张。国民党部队一再败退，常师长激愤难平，见到郭维城真想一吐为快。经过多次深谈，他们一致认为，蒋、汪合作已成定局，东北军不能打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八路军。
常师长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开始，他对自己的病还很有信心，预计秋天便可痊愈。他打算对部队内部进行调整、清理，同时与郭维城方面配合，等到来年春天，发动武装起义。不料，这年夏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8月1日，医官正式宣布常将军病危。全师立刻陷于人心惶惶的状态。反动分子伺机抢夺兵权。
8月2日中午，郭维城去看望常将军。常已奄奄一息。一见郭维城进门，他便断断续续地说：“在我有生之年，如果不能把部队拉回到共产党一边去，我死不瞑目！”
郭维城呆立在病床旁边，泪流不止，好久没有说出话来。尔后他终于强忍悲痛对常将军说：“你安心吧。我们还有办法，也有决心，有信心！”
常将军握住郭维城的手说：“老弟，我们已经来不及请示组织了，起义由你指挥吧！”随后，他用手势唤人拿来笔和纸，躺在床上勉强写下生平最后的文字：
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
常恩多
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