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帝国主义”一词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作为一种话语，帝国主义不自本土而自苏俄。它一旦进入本土，就为当时两大政党所共奉。这两大政党都具有群众动员的性质，经由其广泛宣传，这一词汇登堂入室，一直深入到国人的头脑与血液，以迄于今。
1921年下半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派代表参加苏联举行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中共派出的代表是张国焘，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记述：“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笔者注：实际是同一天。但，此会后来展期，地点亦改在莫斯科）。”这次会议的意义，与会后的张国焘表述得很清楚：
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任务既明，便进入宣传鼓动。还是张国焘的叙述：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注10
插：张国焘回国后，向陈独秀们作了汇报，后者“欣然接受”，便发布了一个有关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也正是这份宣言，导致胡适写出了《国际的中国》。张国焘的记忆真好！他说胡适指反帝为“海外奇谈”，这也正是胡适在该文中的措辞，只是误了一个字。胡适原本是说这份宣言对形势的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莫斯科会议”是和“华盛顿会议”对着干的，甚至连日期都要提前抢一天。这是20世纪美苏对立在国际擂台上的第一次表现。当“华盛顿会议”客观上作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某些议决时，中国本土却掀起了反帝反美的声浪。当然，必须指出，“反帝国主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执火者是中国人，点火者却是苏联。这次反华盛顿的会议，国民党也派代表（张秋白）参加。以上张国焘说反帝是由“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这个“们”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当时，苏联的策略是同时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拉住年轻的张国焘们，另一只手则伸向势力更大的国民党。它甚至能够把反帝内容直接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中。比如，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是民族主义，这一条过去是排满。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却按照苏联的意图作了新解释。当时人在中国的加拉罕就国民党一大致信苏联领导人，谈及民族主义时，说：“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意思，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这“两个方面”导致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华民族举国反帝即反美，另一是蒙古从中国国土上分离出去，然而这正是苏联的意图。对此，加拉罕志得意满：“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注11
于是，国民党自一大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捩转：反帝。有学者研究国民党一大时指出：“如此明确的反帝主张，在孙先生是第一次。”虽然反帝就是反美，“但是在十几天以前，孙先生刚刚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做了既强硬又仍然抱着希望的谈话，这谈话，据鲍罗廷笔记，是很不高兴的。”注12鲍不高兴的原因，是国民党在美苏之间依违不定，还对美国抱存希望。当然，在苏联经援和军援的重诺下，孙中山对美国的希望最终破灭。还是这个鲍罗廷，在他后来向国内所作的《关于国民党》的汇报书中，明确指出：“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为此他经常说，必须使日本同英国疏远，日本与美国已经决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注13
在陈独秀和孙中山联手打造中国大地上的反帝热潮时，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当然不合时宜，或者说，是时宜不合他。然而，在他和时宜之间，谁更多地拥有历史正确，这在今天都未必不是一道难题。不过，就当时而言，如果胡适仅仅代表他自己，那么，无论陈独秀还是孙中山，其力量都远远不是一个人。因此，正如上文所说，这样一个比例，不仅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走向，也决定了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然而，胡适的主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文章发表三个月后，在越飞写给国内的绝密信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对胡适的某种回应：“世界帝国主义始终企图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更加残酷地奴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近来甚嚣尘上的关于使中国‘国际化’和‘对中国财政进行国际监督’的议论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14其中“国际化”和财政在胡文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胡适的“国际化”在陈独秀那里直接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针对陈文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七条控诉（包括东交民巷公使团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外币流通问题、财政权操于总税务司问题、关税问题等），胡适在文章最后做了这样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