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10月27日的亚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和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有限性”和“可控性”呢？
张文魁：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只有那些持有国外股票债券等资产的机构会受直接影响。它对我国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实际上，今年初沿海地区出口型的企业就开始感受到国外订单减少和货款拖欠的压力，一季度起出口就明显放缓，这种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明后年甚至更长，明年可能还会更差一些。也就是说，持续的外需萎缩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现在把焦点都集中在外部影响和外需萎缩上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因为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受到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影响和内需下滑。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防止我国经济增长“失速”。譬如现在我们不断提高出口退税，以应对外需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拉动内需认识不足。说得不少，有力措施还没有。外需放缓，会影响我国GDP两个多百分点，如果内需显著下降，GDP下降就远远不止这一点了。你看现在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发电、住房等产业显著下行，哪一个是外需为主的产业？
《中国经营报》：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内需下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严重？
张文魁：是这样。我认为，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国内经济周期转折的共振作用当中，大家对前者关注比较多，其实后者才是问题的本质。即使没有前者，我国经济下行也是不可避免的。自2002年起，我国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2003年到2007年，GDP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达到11.9%，这种增长势头有其内在的规律，除了受益于加入WTO之后的全球化加深带来的出口高速增长以外，更主要的是内需突然爆发，起带动作用的是“新新三大件”，即住房、汽车和信息产品。上世纪80年代有“老三大件”，即单车、手表、缝纫机。90年代是“新三大件”，即彩电、冰箱、洗衣机。2003年到200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量、汽车产销量、电脑等信息产品产销量都增长了好几倍，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刺激了经济高速发展，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过去两年出现“透支”现象，不但需求透支，价格也透支，最终形成了泡沫，今年泡沫一破灭，内需不可避免下滑，不但房地产，钢铁、汽车、建材、有色、电力、煤炭等行业都受影响，股市泡沫破灭也使得财富缩水，对其他方面的消费都产生影响。如果说内需下滑和外需下滑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都由过去的透支造成，只不过美国的透支实在是太久、太厉害了，五年甚至十年都缓不过来，中国则要乐观得多。
当务之急是启动国内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
收入增速在降低、财富还在缩水，就业形势也不会更好，消费怎么可能再往上呢？
《中国经营报》：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看来的确要依靠内需，那么主要通过消费还是投资来恢复经济增长势头？
张文魁：最近一些专家学者都提出要扩大内需，但更看重消费需求，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这一点。但我认为，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平均在23%左右，这是1995年以来最高的涨势，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涨幅也应该在16%左右，已经很高了。我们的消费需求增长都这么快了，还有提升的空间吗？我认为消费增长已见顶，下一步可能会下滑，因为收入增速会降低、财富还在缩水，就业形势也不会更好，消费怎么可能再往上呢？
所以，我觉得扩大内需，现在最主要靠投资来拉动。今年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比去年同期加快了1.3个百分点，很多人觉得还可以。不过应该看到，目前一些固定资产的投资，都是以前延续下来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现在房市萧条，房地产投资会逐渐下滑，必将拉下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量。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加大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和速度，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会降到8.5%左右甚至更低，表面上看8%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较高，但是相比去年接近12%的速度，下降幅度达到三成，结果会怎么样？就好比高速开车突然刹车，车上的人就会由于惯性向前冲，会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经济发展也同样。
《中国经营报》：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你认为有哪些投资方向具有市场前景？
张文魁：现在看，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的投资。第一，就是轨道交通建设投资。1998年刺激经济主要是修公路，那么2008年刺激经济主要应该修铁路。在国内，很少有东西有钱都买不到，但铁路就是此类为数不多的瓶颈部门中的一个。另一方面，铁路与其他的运输方式相比，过去五年、十年，甚至三十年，都是发展最慢的。20年前，我们基本上没有高速公路，上世纪90年代初最早建成的高速公路沈(阳)大(连)线仅几百公里，1997年才不过数千公里，现在差不多6万公里，增加了10倍不止；而铁路，过去5年从72000公里到78000公里，增长了不到10%。放眼其他行业，汽车从200万辆到800万辆，钢铁从2亿吨到5亿吨，煤炭从12亿吨到24亿吨，没有一个不是翻倍增长的。民航航线、远洋航线的里程数也是一样成倍增长，只有铁路的增速慢。再一个，铁路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比公路强。
第二是环境生态建设投资。这包括废弃物处理和利用，水土整治、环境保护、生态改善等方面。城乡的垃圾、废气、废水等一系列处理系统现在还远远不够，急需大量的投资，不光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都需要解决垃圾等废物处理的问题。中国水资源短缺，但水的浪费却非常严重，因此要建立新的灌溉系统，这具有战略重要性。
第三个是产业升级投资。近年来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下滑很快，从17%、16%到12%、11%，必须要当机立断实行产业升级，以提高国际竞争力。过去几年中，工业之所以高速增长，一方面是遇上了新一轮高速发展周期，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对工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90年代末经济萧条时，我国对工业大力投入，实施产业升级，1997年，我国的钢铁工业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经济国家中设备最落后的，经过后来几年的改造，钢铁的工艺技术、设备水平一举从落后到先进，能耗、水耗也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纺织工业、机床等产业在那几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到经济上行的时候，收益非常大。
《中国经营报》：当前需要进行的产业升级与1998年时有何不同？
张文魁：这次的产业升级投资和上次不同，上次主要是投资硬资产，如进口设备等，但这次主要应该是投资软资产，即控制系统和管理系统。如今我们许多设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流程和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不够，控制体系比较落后，所以下一步要大力促进制造业的信息化。例如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已经提了很多年了，美国50%的企业都有ERP，而中国不到0.5%，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也不能不看到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相对落后。另外还有供应链管理等都很落后，举个最直接的例子，这次“问题奶粉”事件就是在供应链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奶企都有国际一流的设备，但供应链管理没有跟上，才会在中途出现违法添加三聚氰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