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斌：根据世界粮农组织（FAO）关于粮食安全的定义：“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因此，说到底，这实际上是一场粮食价格危机，即粮食价格短期内的快速上涨，导致了低收入国家、而且依赖粮食进口国人民“购买力”的危机，部分穷人无法依靠自己的购买力获得足够的食物，才导致部分人口改由“每日三餐”为“两餐”，改“干饭”为“稀饭”。但市场上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人们买不起粮食。
“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有粮食产量水平、库存水平、进出口贸易依存水平、贫困人口温饱水平等。FAO给出的粮食安全衡量标准有三：一是国家粮食的自给率必须达到95％以上；二是年人均粮食达400公斤以上；三是粮食储备应该达到本年度粮食消费的18％，而14％是警戒线。
按照这一标准，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015亿吨，谷物净出口为796万吨，大豆净进口3082万吨，粮食（含大豆）的自给率超过95％；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占有粮食也达到400公斤；2006年期末库存消费比约为35％，2007年期末估计约为40％－45％。
因此，目前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更遑论“粮食危机”。如果一味地为保证所谓的“粮食安全”，可能导致“粮食价格危机”。
记者：我最近注意到一组数据：5月中旬公布的CPI数据中，CPI同比上升了8.5％，但粮食价格仅上涨7.7％。事实上，一年来粮食价格也只是温和上涨。
尹昌斌：与国际市场最近大米价格飚升相反，国内大米价格还有所下降，2007年粳稻收购价与销售价比上年下降了2.3％。随着5月份东北地区1千万吨粮食南运方案的实施，南方地区的稻价又呈现下跌趋势。
据我近期在中部某省的调研，5月初粳稻的市场售价每百斤不足90元，甚至低于1995年的稻价。然而2007年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上涨18.5％，钾肥价格上涨了71％，今年以来，化肥价格更是一路飚升。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粮食价格，包括稻米价格的长期低迷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升的矛盾，不远的将来也许会真的出现“粮食危机”。
记者：农民是天生的经济学家，他们会计算投入产出比。种粮不经济影响的不仅是农民，恐怕资本也会抛弃农业。
尹昌斌：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几年前我到中部某省调研时发现，部分水稻田成了“放牧场”，因为当年稻谷价格在每百斤60元左右，而到2004年“五一”我发现，“放牧场”又变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因为自上年秋天开始，稻谷价格又开始“恢复性上涨”，稻价回升到了80元左右。因此，我们要相信粮食生产者理性“市场人”的特性。
记者：单纯地从保证粮食安全和服从于眼下控制物价的角度考虑，会不会反而影响今后的粮食安全？
尹昌斌：对于一个人口13亿的大国来说，粮食供给的主体应立足于本国生产，进出口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起到调剂余缺、优化品种结构的作用。2007年我国以小麦、大米与玉米三大主要谷物进口总量为59万吨，而出口总量为855万吨，净出口量仅占这三大谷物总产量的2％。其中，稻米出口130.5万吨，不到消费量的1％。仅占全球4.2亿吨大米产量的0.3％。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粮食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特性；从粮食生产经营者角度看，粮食是一种产品，应赋予经营商品的特性，只有合理的价格，才能保证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长期维持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如果一味地为保证所谓的国家“粮食安全”，牺牲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只能回到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时代，重蹈其他国家“廉价粮食”供应的覆辙，导致“粮食价格危机”。
出口部分剩余粮食品种可以收一箭三雕之效
记者：如您所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出口部分存粮，以减轻财政负担呢？
尹昌斌：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当前国际市场价格回升的有利时机，出口我国部分粮食“过剩品种”，尤其是稻谷，目前每年产量大约为1.9亿吨，国内消费基本稳定在1.8亿吨。这样做，在目前至少可以起到三重作用：
一是适当引导国内市场价格的恢复性上涨和适度涨价，不仅是长期建设和保障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粮农收入低下、长期增长缓慢的实际需要。
二是在国际市场价格大米价格大幅上涨，高于国内价格1倍以上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化的国际贸易收益。也有利于平抑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投机，为保障国际粮食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树立有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是至少目前，可以起到减少陈粮库存和财政支出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2007年底，粮食库存超过年消费量的40%以上，特别是稻米90%以上用于口粮消费，库存过高，必然带来大量的陈粮和库存费用，造成资源和财政资金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