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检出有转基因成分的32号品种的确并非“丰优7号”，但薛广建又向记者补充了一个细节。
“我去怀化的时候，曾提出除了稻秆，还需要稻谷做试验。当地官员虽然有点奇怪，但还是在区试完后把65个稻谷样本寄给了我。我很奇怪地发现这一次32号稻谷居然呈阴性，而呈阳性的居然是33号！
记者问周开业：“种子管理站告诉肖国樱他参试的品种是33号，是否确有其事？”
周开业答道：“有这么回事。”
综合种种信息，薛广建认为33号为转基因水稻的可能性非常大。“两次带我们去试验点的张主任并不直接负责湖南省区试，他可能将33号水稻的地块错记为32号。而特意邮寄给我们的稻谷，这些数据相对而言应该更为严谨。”
转基因植物在种植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转基因逃逸，通过花粉和种子，转基因会转移到相邻的同类型非转基因品种中。薛广建认为，在中稻区试时参加品种审定的65种水稻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其他参加审定的普通水稻很可能受到转基因的污染。
薛广建强调：“无论是32号还是33号含有转基因成分，重要的是，毕竟在杂交水稻新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转基因水稻。这些种子可能马上就会通过评审推向市场，所以我们呼吁农业部及有关部门按照中国法律尽快回收及销毁非法的转基因种子，严格监控水稻品种试验，并调查是否发生转基因污染，并追究相关研究人员责任。”
此外，聂呈荣教授表示：“如果随机选取的样品都呈阳性，那么参试品种中混入几颗转基因种子、而产生大面积基因飘移的可能性比较小，直接是转基因品种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审定漏洞
“如果没有举报电话，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发现。”薛广建说。他认为这反映了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上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在执行力度上仍然有欠缺。
“参加水稻品种审定前不需要测试水稻中转基因成分。举报人告诉我，育种者在送品种参试前，会填一份材料‘自主申报’是否为转基因品种。即使育种者不如实申报，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是不是转基因水稻仅从外观无法辨认。这导致转基因水稻有可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水稻品种审定环节，绕过生物安全审定，并有机会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如果种子在区试中表现突出、被种子公司一次性买断，育种者可以获利10万，甚至100万。也可以与种子公司合作收取专利费。”薛广建谈道。
聂教授向记者强调，他非常关注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的评价，但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转基因生物。然而他依然认为：“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规定，转基因水稻品种生产性试验必须在特定区域进行，必须要有隔离措施，不能与非转基因品种混杂。”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对人体一定有害。但作为一种生物技术产品，它出现的时间相对而言比较短，也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风险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不仅是欧盟、日本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比较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任何一种转基因生物一定要经过安全评价以后才能够释放，形成商业化生产。既然有这方面的风险，我想应该把知情权和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才是对整个社会和公众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1月9日，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致函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将对2007年湖南水稻区试中发现32号参试品种含转基因成分一事组织核查。记者了解到，肖国樱本人也在进行内部调查。湖南省农业厅已向他了解过情况，种子管理站也在催促他的调查结果。
薛广建认为：“如果农业部着手调查此事，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任何人不可能蒙混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