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向正义低头。这对“不知者不为罪”的观念是一大挑战。明知正确所在，就不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过错、罪恶总是出于无知，这是苏格拉底一再申言的。“奥古斯丁在他的《回想录》第一卷第十五章中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些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虽然他们并无犯罪的意欲，但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意欲这个行为而犯了罪。所以，甚至这种无知的罪也只有通过无知者的意志才可能犯下，虽然这一推动他的意志仅仅是朝着行为而非罪恶的，这个行为本身也还是有罪的，因为他做了并非他非做不可的事情，这就足以使之构成为罪了。’”因而特拉普斯虽然粗鄙无知，但这不该妨碍我们定他有罪而谴责他，更何况他本身就有排挤上司、愿他早死的念头。意念中的罪也是罪。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正义”的巨大压力，所谓的“正义”压迫着人。正义一词总与司法、公平、审判联系在一起。正义要得到申张，必须借助理性的力量，而理性便是要在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建证合乎逻辑的联系，寻找到意义。然而，在事实所提供的众多方面、众多点中，挑选部分建立合乎逻辑的联系，做出富含意义的解释，很可能就会背离事实本身。就如在《抛锚》的游戏中，无论是辩护人的解释还是检察官的，虽都振振有辞、合乎情理，但都已背离事实了。这里，我们看到，世俗理性价值体系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错觉，一个幻影，我们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因而，据此产生的“正义”有时也是虚假的，可怕的是特拉普斯最后死了，他献身于“正义”，实现了“正义”，他“杀人偿命”，而被缜密论证过的他“杀害”的那个人其实死于偶然，他自己也死于这个偶然遭遇的游戏。
“正义”、“理性”是迪伦马特作品的一大主题。在其最出名的戏剧《老妇还乡》中，代表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信奉人道和正义的校长最后也崩溃了，他跟着全城人一起参与了谋杀计划。这位校长发现这些显而易见的绝对的价值观也有其局限性。在小说《嫌疑》中，恶棍艾门贝格滔滔不绝地谈着他对物质、犯罪的自由及偶然性的信仰，他说，“一个人既相信物质，同时却又相信人道，这简直是胡闹，一个人只能相信物质，相信自己，正义并不存在——物质怎么可能成为正义呢?”(256页)当他要求另一主人公——那位代表正义的贝尔拉赫探长讲讲他的信仰时，探长竟无言以对。不是人物无言以对，而是作家本人无言以对，迪伦马特拿不出与“物质主义”信仰同样强大的东西，因为“正义”、“理性”早已漏洞百出。这使我们的话题重又回到“偶然性的威力”、偶然性与理性的对抗。
结语
文学当然不是稀释了的哲学思想，不是思想史的文献，但是伟大的文学往往与哲学不可分割，作者宛若创造者，作品就像一个世界。因此，凡是哲学家关于现实世界所能了然洞察的，也是一篇杰作应该拥有的。自然，“假如任何哲学的或普遍性的主题要表现得有诗意，最好是尽可能多使它确定；使用举例，确定空间和时间，用描写方法列举尽可能多的其他细节。”《抛锚》正是如此，丰富的哲理包含在生动的叙述中，小说既写了严肃的审判，又写了有趣的辩论和欢乐的宴会。可以说，《抛锚》是迪伦马特所有小说中最无刺可挑、也最富诗意的一篇。
《抛锚》读起来还像一本时髦的理论小说。这篇小说似乎为某些现代、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形象的注脚。但德里达的“解构”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起来的理论，福柯的“权力”说则更晚些，而迪伦马特的《抛锚》写于1955年。是迪伦马特本人在小说中注入这么多的内容，还是我们如审判游戏中的检察官、辩护人一样在拆解故事，或像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中的注释者金波特一样，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愿望、想法融入了他的作品?小说副标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创作是游戏，作家可以写一切可能的事情，评论也一样，可以挖掘作品中可能有的意义。读者，还有评论者，大可像《抛锚》中的人物一样，进入游戏，进入语言和理论的游戏，做游戏大师，大家可以一边狂欢，一边凭借理性“奢”谈创作和阅读的真理，而这一游戏绝不会有“恶果”，因为作家本人可不是头脑简单的特拉普斯!
迪伦马特在小说“引子”中不无夸张地说：从“单片眼镜的反光”中，人们可以捕捉到人类的普遍真理。倘若作品《抛锚》也可比拟为单片眼镜的话，那么，更多的读者必能捕捉到比本文所说的更多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