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话里掩不住自得，贝斯顿不避嫌，他有点担心读者当自己是“怪人”，另起一段写道：“一个人过于孤独并不好，它如同总是在人群中一样不理智。”为了让观点立得住，随即注释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划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牢记于心的细节。”海风倒灌的独居日子在他写来有滋有味，甚至引起仿效的冲动，如果晓得他跟死神几番耳鬓厮磨，我们是否还有这胆色？
贝斯顿的冒险是超值的，在历时一年的赌局中，他抓到一手好牌，笑至散场。我的说法不乏功利，科德湾的一年的确帮了贝斯顿大忙。住进海边“水手舱”前他出过五本书，一本叙述一战中志愿者的经历，两本童话书，剩下两本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严格意义上讲，当时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走运的是，科德角的海浪和滩涂带来了他渴盼的，《遥远的房屋》二十年间重印十一次，20世纪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19世纪同领域的翘楚是梭罗《瓦尔登湖》。
说卡夫卡，不可遗漏那违背承诺的马克斯·布罗德，谈贝斯顿，也不能忘记他的夫人伊丽莎白·科茨沃思。布罗德用消极至背叛的方式促成了卡夫卡，科茨沃思以积极到胁迫的方式成就了未婚夫。1926年12月，贝斯顿在日记中潦草地写下自然写作计划，次年秋天，离开海滩时，他的背包里已装着几本写满原始资料的笔记本。但他看起来无意去发表，没理出一份像样的文稿。在向未婚妻请求择日完婚时，后者趁机使出女人对付懒散男人的最后一招，“不出书，不结婚。”
我感兴趣的不是科茨沃思相夫教子，也并非贝斯顿声名鹊起，是他的写作本身，该绝无功利心。一个无名作家，坐在临大西洋的木屋内，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顺手拮取，无不能化字入文，“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惟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遗孀伊丽莎白动人追忆丈夫写《遥远的房屋》的情形，有人认为她讲的不尽属实，大多名人的家眷都擅长渲染，我倒相信是真，没有特殊理由，文本自身会说话。后来，贝斯顿也出过几本自然文学的书，不咸不淡，包括《在烟囱农庄上的日子》，概因名望所累、过于矜重，不能放开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