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米兰•昆德拉将自己擅长的打破故事连贯性、时空的游移不定、视角的跳动变换，熔不同文体于一体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以生存的智慧和幽默，透视了现代工业社会里芸芸众生相，借助于特定年代里捷克知识分子命运的描绘，探讨了一系列较为沉重的存在情境。“对于托马斯来说，它们是‘轻’、‘重’；对于特丽莎来说，则是‘肉体’、‘灵魂’、‘晕眩’、‘虚弱’、‘牧歌’、‘天国’；而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美、国家、墓地、力量等则成为弗兰茨和萨比娜的存在编码。” 对人性的根本洞察，对存在的深沉思索，使得作品弥漫着氤氲的存在主义意味。本文着重通过分析特丽莎这一人物，以她的梦为切入点，探讨灵肉冲突与调和的可能性。
特丽莎总是不断重温她做过的梦，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渐而渐之便把它们变成了传奇。“她的梦好似变奏的主题，或像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断，反反复复。”特丽莎的梦意象纷繁，稀奇古怪。借助文本的阐释是“她始终交替着做三种梦：第一种，老鼠猖獗，暗示了她活在这个世上经受的苦难；”无独有偶，她还时常做一个关于猫的梦“小猫总是跳上她的脸颊，爪子伸到她的皮肤里。”这里，猫和鼠的象征意象是一致的，即女人的威胁。“第二种，展示的是变化多样的死法中她最终被处决的景象；”文本中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她在梦中的两种死亡：一是游泳馆中裸体歌舞不合规范被枪击毙，二是自己到彼得山上受枪决。施刑的是熟人或是陌生人，但相同的都是男人。在梦中，特丽莎始终没有勇气或者没有机会死去，却仅仅时时刻刻地倍受死亡的威胁或者恐吓。即使表面死去了，肉体消亡了，但是灵魂还在，这就涉及到她的第三种梦：“讲述的是她在彼世的生活，羞辱在那里成为一种永恒的状态。”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交流（也许是一种密码信息交流），还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想象游戏，这一游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下面就梦来思考下作家对于灵肉冲突和调和可能性的阐释。

        （一） 梦的起源：灵肉冲突的痛苦

        梦的刺激来源，完全是一种主观心灵的运作，通过当天的精神活动将往昔的一连贯具有意义的思潮的刺激变得像新近发生的一样新鲜，却在梦中以另一个最近发生的但无甚关系的印象作为梦的内容。在特丽莎的梦中，其实隐含着对灵肉是否统一的困惑。她是理想化地追求灵与肉统一的，但母亲没有给她这种感觉，托马斯也打破了她的这一幻梦。

        母亲的世界里灵与肉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小时候，母亲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常裸露着上身在屋里走，因为在她看来，人的身体是一样的，也就没有什么神圣、神秘、羞耻和崇高。这种观念让特丽莎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否定了肉体的区别，也就否定了灵魂的差异。特丽莎期待摆脱母亲的这一世界，对母亲世界的敏感使得她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自卑，同时产生了对灵魂之美的强烈向往。因而，她时常做赤身裸体的梦。

        特丽莎从母亲的世界逃出，又遁入了托马斯的世界。然而，托马斯的世界也只是只关注性友谊而不涉及情感领域的世界。所以她才时常出现这样的梦境：猫或者老鼠的侵扰，羞愧地观看托马斯和他的情人在戏院舞台上做爱，甚至和托马斯的情人们一起被迫裸体地绕水池行走，并且高声歌唱，谁不唱就会被击落水中。她爱托马斯却又不能忍受其有其他的性伴侣。

        母亲的世界与托马斯的世界一样，都不过是肉体的集中营。她以取消个性也取消灵魂的轻让只重灵魂的特丽莎因肉体的拖累而不堪忍受。

        特丽莎面临着这样一种矛盾处境：纯粹的精神恋爱不能使她幸福，单纯的肉体满足更不能使她快乐。肉体和灵魂，是人类得以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总是理想化的希望地希望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达到统一，以把握一个更为真实的自我，昆德拉为“灵与肉”这一存在情境而设计的特丽莎这一人物身上承载的是时时灵与肉不可调和的痛苦。“他探讨的是‘存在的境况’，而这种境况对所有人都具有‘可能性’，它是普遍的而非个例的、本质而非具体的。”

（二） 梦的逃离：灵肉裂变的矛盾

        特丽莎为了保持灵魂的重量而不断逃离。首先是尽力逃避母亲的世界。但遗憾的是发现“母亲的屋顶延伸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她陷入了自我认知的困惑中。因此她时常照镜，在很大的镜子前照着自己的裸体，企图透过镜子的影像也即是通过肉体来认识自己。当然，这种努力被证明是乏力的。因为她的身体日见失掉了意义，变得沉闷而又晦涩，现在只剩下一个毫无意义的物质了。

        接着，当她落入托马斯的世界时，也发现这里不是她灵魂停留的港湾。托马斯对她肉体的不忠让她难以忍受，认为这也是对她灵魂的亵渎。尽管两个彼此深深相爱，但他们看待肉体和灵魂关系的态度却不一样：托马斯认为，“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情感。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灵与肉在托马斯身上自觉地分离着。灵与统一的意念却时时使特丽莎备受折磨。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她作出了自己的逃离。

        梦中，她跑到彼得山上接受枪毙的刑法，但是枪即将响起的那一刻，她畏惧了。她又作出了另一种选择，尝试着亲身实践托马斯所谓的性友谊：她主动地与一个陌生的工程师发生性关系。努力地用灵魂控制着肉体，使肉体不致于脱离灵魂而存在。但当性高潮不可避免地来临时，她却跌入了更深的噩梦：原来灵魂真的可以溢出肉体，肉体也可以不受灵魂的操纵。她目睹了肉体背叛了灵魂，灵与肉分离的这一试验带来的痛苦乃至分裂决不亚于面临枪毙时的恐惧。

        为了摆脱这一噩梦，她又选择了再一次的逃离，和托马斯双双离开了布拉格，离开托马斯情人的肉体集中营。但是尽管形式上他们俩是站在爱的同一战线上，但是两人还是处于同床异梦的困境中。特丽莎还是始终无法摆脱噩梦连续剧的困扰——她梦见自己被活埋了，而托马斯久久才来一次敲她的墓穴，来看望她，而漫长的等待时间中，托马斯还是跟他的情人在一起的。这样残酷而有不乏真实的梦实则是他俩现实处境的再现与重塑。

        （三） 梦的终结：灵肉调和的微笑

        “卡列宁产下两个羊角面包和一只蜜蜂，它吃惊地看着这么两个奇怪的孩子。羊角面包乖乖的，一动不动，可惊恐的蜜蜂则摇晃着身子，不一会儿它就振翅而飞，消失而无踪无影。”

        这是在乡下特丽莎做的一个梦，也是卡列宁临死前不久她在梦中为它塑造的结局，更是特丽莎众多梦中唯一一个醒来不会歇斯底里号哭而是欣慰地笑了的梦。昆德拉设置这样的情节恐怕有其匠心独运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讲，特丽莎与卡列宁的爱胜过于她和托马斯的爱。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因为特丽莎对卡列宁无所求，完全出自于自愿的爱，没有人强迫她。其实，卡列宁之所以取名卡列宁也是有其深意所在的。托马斯为了安慰寂寞的特丽莎，送给她一条母狗，并取名男性化，潜意识里是希望特丽莎也遵从性友谊的原则，保持情人关系而非夫妻关系。或许他如愿以偿了，或许在情感占据空间上他失败了。“爱一条狗甚过爱一个人。”这种逻辑看似可笑其实却是正常的。“男人总想改变女人，女人亦想改变男人。”正如在特丽莎最后的梦里，托马斯成了一只乖巧的小兔子，她终于完全地驯服了他，拥有了他，但在这种重塑中多少总是丧失了本来美的属性。而狗呢，“卡列宁来时给我们带来一片水，走时又留下一片水。”在卡列宁最后的微笑中，特丽莎也看到了自己的微笑。以“卡列宁的微笑”为题，展示了乡村单调生活的透明、纯粹、幸福的一面。人类的真正幸福，不可缺少大自然的温情微笑，更不可扼杀这种微笑。

        与死亡相对立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应的是自然。卡列宁代表的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还将给生命力赋予被文明社会禁锢的奄奄一息的特丽莎。特丽莎在与托马斯发生关系时，她仍然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双重人格者，她对性爱的渴望仍属于一种精神的或者理性的东西，那是托马斯变态的爱，因此她畏惧、犹豫、厌恶甚至背叛，渐渐地这种理智成了痛苦。她开始感到自惭的悲哀。她承受了本能的压抑，又摆脱不了文明的人格对她的桎梏，直到她的自然人格真正复活，这个20世纪的夏娃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亚当，也找到了一块他们曾经失去的自然乐土。现代人的生命复活必须通过一种纯洁的爱的方式来完成，而这种爱又意味者彻底突破意识、理性和个人的壁垒，超越原有的自我，也意味着抛弃工业文明的残废的道德理性等。回归自然，性行为仿佛是一种与天地同行的自然韵律。至此，他们进入了灵肉交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