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郁而又迷离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潘神的迷宫》中，一个女孩子与她怀着身孕的母亲旅行来到继父身边，继父是残暴的法西斯军官，现实的生活令人窒息，女儿却拥有自己的潘神，夜夜她都会到丛林中与潘神相会，并试图完成潘神交给的三个任务。 

　　有的时候，我们无法了解，一个柔弱的孩子，在面对成人都无法承受的苦难时，何以还能活在自我的世界？这部片子大概泄露了一些孩子世界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多少还是有些难懂，尤其在它与纳粹德国、集中营、犹太人、希特勒之类字眼连在一起的时候。同样的难题也在看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时碰到，当我们惊讶于一个父亲可以为孩子创造如此完美又远离死神的游戏时，大概只好将之归为人类想像力与创造力的伟大与神奇。在今年，一些特别的小书继续延续着这种伟大与神奇，依旧是二战时期，依旧和《潘神的迷宫》一样，带着不可避免的黑暗气质。是想像力与创造力的释放驱逐了这片黑暗，也让这片人性的废墟有了匪夷所思的魅惑。魅惑包括: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中所展示的画作，出自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手笔；包括澳洲作家马克斯·苏萨克《偷书贼》中，小女孩手中翻动的书页。

　　展示集中营那些画作，林达试图向世人说明一个道理——不是“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而是“集中营之中，绘画依旧绚烂”。因为那群被关在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们，早已经在一出《布伦迪巴》的歌剧中唱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而在《偷书贼》中，欢乐的同义词是:有书偷，有书读，直至最后自己也能写出书。

　　问题是: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些文字与画作？也许，我们不比《偷书贼》中死神的质询更清楚，他在结尾处说:“我不断地高估人类，也不停地低估他们——我几乎没有对他们有过正确的评价。我想问，同样一件事，怎么会如此丑恶又如此美好，有关于此的文字和故事怎么可以这么具有毁灭性，又同时这么熠熠生辉？”困惑始终存在，但并不妨碍我们将这类书一直读下去。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有一种欢乐要靠时间消化

　　特莱津、捷克小镇，曾经的军事要塞，1941年10月10日，它被纳粹选中，成为囚禁犹太人的集中营。与其他集中营不同的是，它被贯之以模范集中营，用来关押一些在国际社会已经挂了号的犹太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为了欺骗国际组织的检查，它始终以“犹太人自我管理”的面目出现，真相则是: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死亡中转站——在东方死亡营来不及“处理”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滞留在这里。死神无时无刻地徘徊在它的上空，但同时，死神也听到了这里传出的不可思议的歌声。一出著名的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就诞生在这里，创作者与演出者都关押在这里，他们演了一场又一场，主题就是正义战胜死亡。不会因为出演了这出歌剧，孩子们就可以免于死亡，而是一些孩子被送走后，一定会有新来的孩子站在同样的舞台上，唱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有欢乐？”孩子们同样把痛苦与欢乐挥洒在诗歌里、画布上，还有定期推出的刊物上，这些历史的证据曾被时间秘密地隐藏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重见天日。捷克总统哈维尔面对它们，这样表达说:“这些画唤醒我，那些我或许无能为力的事情，却使我确实感到羞愧。”

　　一群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孩子们所创作的诗歌与绘画作品，第一次给艺术界、给儿童教育家出了难题:他们何以那么柔弱又那么强大，何以那么黑暗又那么绚烂？是什么在激发他们，在囚禁中释放想象，又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在绝望中并不诅咒绝望？

　　对特莱津集中营这一现象的探求，显然让作家林达欲罢不能。因为早在几年前，他就动手翻译过《汉娜的手提箱》一书。书中的汉娜是《像自由一样美丽》中无数孩子中的一个，她遗落的皮箱，在战后所引发的寻找，将人们的视线引到了特莱津，也引到了那些美得炫目的诗歌与绘画上。回到《像自由一样美丽》，作家林达试图作出解释。他把作品背后的人推到了前台，他们是:教会孩子绘画的艺术教育家弗利德、《布伦迪巴》歌剧创作者汉斯·克拉萨以及无数试图让这里孩子的生活变得容易些的成年人。当身为犹太人就注定要沉入无底黑暗时，他们疼惜着孩子们在黑暗中求索的眼睛，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借助艺术，来化解犹太孩子的心灵悲剧。女艺术家弗利德甚至在没有走进集中营时，就想着把自己的床单染成绿色，因为她设想着，当孩子们演出时披上它，就可以象征森林。在向孩子传递绘画观念时，她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珍视玩味:“你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用黑暗来定义光明。”

　　可以说，在巨大的苦难降临到每个人身上时，是这些成年艺术家将孩子变成美的行动者，这一行动本身，首先就当得起这个书名:像自由一样美丽。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美丽，来得过分惊骇，有些超越一般的艺术经验。或许，真像书中一个人所说:即使是欢乐，也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

　　《偷书贼》:有一种“罪行”连死神都会宽恕

　　很多时候，将难解的题交由时间是最好不过，因为特莱津集中营中那些孩子的画，时隔多年被重新珍视，也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而我们要如何懂得一个十四岁不到的孩子，顶着“偷书贼“的称号，所度过的秘密而不乏欢乐的童年？不妨听听来自死神的讲述。这是澳洲作家马克斯·苏萨克笔下的死神，他有一颗柔软心，在二战中忙碌地奔波，他所做的是带走那些该带走或不得不带走的人。只有孩子，是被放在臂弯中带走的，因为作为死神，他都无法理解，人类如何在那一时刻，变得如此冷酷。

　　同样是二战时期，同样与孩子有关。死神与德国莫尔钦镇汉密尔街三十三号那个女孩子相遇，共三次，但他因为读到过这个孩子后来创作的一本书，所以可以以全知视角讲述她的欢乐与悲伤。故事中，这个普通的德国小镇最后被飞机炸平，偷书贼得以幸免，是因为她躲在地下室写书。是镇长夫人鼓励她这么做，尽管她一次次潜进镇长家的书房偷书，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足迹。

　　死神俯视人间，他首先看到了偷书贼得到生平第一本书的那一幕，因为埋葬弟弟，她拾到了一本《掘墓人手册》。从此寄人篱下，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德国最善良人的家。慈爱的养父从《掘墓人手册》开始，教她识字；她与身边的孩子也渐渐建立起了友谊，孩子们经常结伴一起偷东西，而她最热衷偷的不是面包香肠，而是镇长夫人的藏书。镇长夫人看在眼里，却没有怪罪于她，甚至在偷书贼发誓再也不干这些偷书的勾当时，镇长夫人敲门进来，递她一个本子说:“我想你更需要这个，不过，还是会有惩罚和痛苦，也会有欢乐，这就是写作。”写作与阅读，占据了偷书贼童年的最后时光，她也难忘，她的生死朗读，为汉密尔街市民战胜了多少死亡前的恐惧。

　　一个偷书贼所能拥有的书，在这本书里实在不成体系，甚至还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但它竟然有了更美好的功用。犹太孩子马克斯隐身于偷书贼的养父家，出于感恩，他把这本书的页面一张张撕开，刷成白色，画了素描送给偷书贼做礼物，邪恶的书从此也有了友谊的气息，美好，不亚于养父手风琴奏出的乐声、还有镇长夫人的书房。

　　死神的视角是俯瞰的，叙述也灵动跳跃，但仍掩不住苍凉。那份苍凉本不应属于这个70后作家，但它真切地缘于作家父母在厨房的回忆。关于一个画面——一些犹太人被押解着走在大街上，一个德国市民送他一片面包，却招致一顿皮鞭，那片面包散落在地上。关于一座城市，它被炸毁，但战争中的友谊与伤痛一样依旧历久弥新。

　　在这本书中，希望的传递者依旧依赖于文字与绘画的阅读，也许，我们不得不对应着《像自由一样美丽》的话去想这件事情，并把偷书贼的养父、镇长夫人与那些史上有迹可寻的集中营艺术教育家放到一起致敬。正是他们，让人们终于看到，“有这样一种文化，不仅是一部音乐歌剧的演出，不仅是教会孩子写一首诗，引导孩子办一份杂志，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这种表达的重要，“不仅为集中营的孩子们，也为今天和以后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