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描写了主人公在胡同、乡村、校园三个空间中迂回穿插的故事。胡同的边缘处境来自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它的日常性、暧昧性，使得它天然地不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亲近，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入胡同的渠道打开着，但是，那些真正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人，都是以离开胡同为目的的，最后留下的依然是胡同空间本身所固有的，它不为所动；另一方面，胡同的民间属性，某种封闭性、滞后性，又使它天然地处于消费社会的边缘——老二买了汽车和大哥大，但是，大哥大用了没几天，就放进抽屉，再也不用，而汽车只能让它停在胡同里，上面布满了灰尘。 
 
        消费不可能成为这里的主神——在胡同这样的空间里，一个消费主义者没有他可以显身的“场域”，胡同的消费和胡同连在一起，是芥末鸭掌、笋丝，是锅贴，是家常的炒肉丝，等等。

　　传统中国某种暧昧、封闭、埋首于日常而少于抬头仰望和反思的品性在这里彰显无遗。老二对奶奶念经的态度是：“甭念了，没见咱家多个金元宝，费那事儿干吗？有空琢磨吃点喝点，比什么不强？”“人都顾不过来，还管什么佛爷的事儿？”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奶奶念经就是在关注“超越”层面的事体，事实是奶奶既念经侍奉佛爷，也烧香敬拜黄鼬（她想通过敬拜把黄鼬请到别人家里去）。而姥姥呢？小说中写道：“大玲姥姥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出来的时候，换了个人，形貌不说了，一场大病，掉肉不在话下，脾气也改大了，家里家外的事，不再过问，一门心思吃喝养生，那架势，恨不得炼丹去，就为多活。”

　　胡同里的人有胡同里的人的人生，按照《琉璃》描写“离婚是较真人干的事情，这几条胡同找，都找不出那么个较真的人来！女人不偷汉子了，兴许就出别的毛病，再退一步说，女人没毛病了，男人的毛病就显出来了，等你把那些疙里疙瘩的全弄妥帖了，一辈子都不够用。”李长青跟大玲的乱伦、老二和保姆的奸情等等，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些的容忍，都在说明着胡同里的生存哲学——民间的，传统的，它游离在阶级政治、现代消费政治之外，有相当的抵抗性意味，但是，它也是藏污纳垢的。

　　《琉璃》是一部空间小说，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它的价值的。《琉璃》是典型的空间性小说，但是，薛燕平没有成为胡同景观化、奇观化进而是消费化过程中浅薄的鼓呼者，而是实在的观察者和冷静的批判者——她对外面之人的描述，让我们冷眼看清“胡同奇观”后的真实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