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捧杀”中国?

http://www.chinaqking.com 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2010/1/19来源::《瞭望东方周刊》文/
[导读]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编者按: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使得西方媒体之前习惯于教训中国的文章骤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论调。可以说,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已形成了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可是,我们该因此而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吗?本期天下杂志,我们随瞭望东方周刊一起去冷静剖析我们国家的内在景况。

世界在向中国献媚?

刚刚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么?不少人会选择“9.11”事件,因为“9.11”之后,每个人都感觉世界进入了恐怖时代。不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却在一篇文章中说“恐怖时代已经过去”。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1月,“这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在我看来,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扎卡里亚写道。

扎卡里亚的判断在一个月后得到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的数据支持。这家机构的结论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处都在说着“中国故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反弹。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

诸如此类的种种故事组合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中国风”,与此同时,一个概念在这个十年中大为流行——“中国模式”。这个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激起千层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这个概念炙手可热。

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但它又不仅仅是描述,而是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当这个携带着复杂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澜就更加丰富难言。

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6年前,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声名鹊起。这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选秀,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周刊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则是美国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雷默总结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专业水准的追求加上记者式活泼的笔触,使此文流传甚广。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篇论文被看成是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们的“必读物”。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2005年8月,在天津专门召开过一次“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百余名政治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雷默及其“北京共识”成为绝对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识》发表后所受到的接纳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模式”的一个新起点。“此前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盛赞“中国模式”的大合唱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有一个概念转换。而雷默却并不喜欢将二者画等号。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雷默表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

但一些中国学者仍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 “‘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

抛开概念之争,继雷默此文之后,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赞誉之词渐呈井喷之势。同在2004年5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还是在这个月,墨西哥《每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媒体相继加入这场“大合唱”。2004年7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清晰地记得斯蒂格利茨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2005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国三大报刊罕见地集体推出重磅报道。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多角度解读中国;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认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而一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读中国的崛起。在此组报道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教授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张五常积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中国的异军突起冲击了这种“终结观”。

2008年2月,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2008年被英国的《卫报》评为“中国模式”年,其文章称:“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

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阵脚大乱,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回被终结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刚入夏,西方社会就来了一本比夏日气温还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副标题是“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作者是马丁·亚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欧美书市,这本书跻身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评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了1000万个。

马丁·亚克的结论是: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那时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

“另一个总结‘中国模式’的重量级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说,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他概括为“纵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更具说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

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说,“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竟让“终结”了20年的历史重新复活了。

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使得西方媒体之前习惯于教训中国的文章骤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论调。

2009年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在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推出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考验。相比而言,美国似乎突然变老了,变脆弱了。美国的国民情绪仍然低落,经济仍然没有起色。

“现在是美国表现谦虚的时刻,因为中国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对了。”文章总结了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五个方面:要有雄心;照顾老人;大量储蓄(储蓄是良好经济的种子);放长眼光;还有一条竟是“重视教育”。

文章说,经过几十年的投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覆盖偏远的农村地区,现在文盲比例已经不到10%(美国是14%)。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国驻北京高级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在基础学科上做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孩子走在了我们孩子的前面。”

美国《赫芬顿邮报》2009年中的一篇文章还提出“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置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文章对比中国: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案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猛药。”

“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在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冷观中国模式

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 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