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与合理不能对立，暗含的前提是政策不能冒进，自然是对渐进的妥协。

　　周小川表面上越来越成为渐进主义者。这固然有从事实务工作之后的现实制约，也与其激进主义策略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不无关系，最惨重的教训除了证监会的狂飙行动之外，当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通胀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如何糅合激进与渐进，或者说以渐进的手段达成激进的目标？2001年9月周小川在《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有如下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在此，周小川是在激进的外衣上强加了一层渐进的糖衣，但他显然对于渐进陷阱有格外的警惕，但为达到市场目标，不得不走渐进之路。

　　揭开周小川渐进改革的外衣，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颗激进的市场改革之心。

　　发起金融机构拯救运动
　　
　　激进与渐进之争仍然只是表象，对周小川而言，最重要的是达到预期的市场目标。不仅他的学术著作体现了这一点，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以及证监会历届任职上，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周小川使用过行政手腕，如强力推行过诸如注资金融机构的抢救运动，这种非常之事，正是为了避开中国金融机构全军覆没这一最大的陷阱。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在50%以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就技术上而言早已破产。
　　但这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周小川再次成为先行者。1998年建设银行行长任内，周小川开始推动解决不良资产的改革，以剥离建设银行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

　　在周小川的视野中，解决中国不良资产可利用的资源有下列几个，一是财政资源，动用财政收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市场资源，利用上市在市场上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即所谓再注资；三是“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即通过通货膨胀侵蚀银行负债方的利益，让储蓄者的银行存款贬值损害储户利益为银行减负。他提醒，不到万不得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种方法全部用到，只不过前两种占的比重较大。周小川本人使用的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此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几大国有银行都走了这一条路。周小川模仿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后来陆续被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成立赫赫有名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而中央政府也以成立汇金公司进行注资、发行低息特别国债等办法予以扶持，总数不下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

　　经过注资、包装，06、07年的集中上市，除农行之外，其他大金融机构悉数上市。到今年上半年，13家在境内外上市的银行利润飙升57%，净利润1344亿元。而对应四大银行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转型成为投资基金等公司，这成为周小川行政铁腕的一个成功丰碑。　　

 
　　推动银行业改革的“慢过程”
　　
　　对于国有银行的这一场改革，尽管有些不同意见，比如改革成本由财政承担，汇金挪用外汇注资与直接增发人民币无异等，但平心而论，除非推倒重来，我们也找不到比现行模式更好的办法——隐性剥夺不会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弹，而金融机构度过险滩使全体国民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大动荡，如今居然挟人民币之利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并购者，其成本也许并不算太高。
　　周小川近日撰文表示，在果断处理危机的同时又不过度反应，是寻求微妙平衡的艺术。周小川认为，不应当拯救那些因自己因素而犯大错误的机构，以免产生道德风险。如果对实体经济和社会信心的影响确实太严重，有可能引发系统性连锁反应时，就要及时果断出手。这段话并不针对大型金融机构拯救运动，却贴切地反应出周小川始终如一的观念。

　　周小川也指出，看金融机构改革的“快过程”，力度是很大的：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这些做得比较快，取得了效果。但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过程”，你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变化，但也在逐步进展。这也许是激进者对渐进方式的妥协，也是市场派向现实的妥协之处。

　　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周小川一直以各种市场化的手段来救治金融机构，比如提倡混业经营，顶着巨大的压力为管理层持股与员工持股辩护。而周小川以前的战友、现任的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就希望以管理层持股为突破口，整治内部治理结构。

　　实际上在周小川担任建行行长时，就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现在郭树清在完成周小川未竟的使命。
　　但这又是一个死结，而且难以回避以往国有股减持损民自肥的老路，连损投资者肥社保基金都折戟沉沙，银行持股自然是阻力重重，别说在市场，就是在道义的角度都引起巨大反弹。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市场国家会把公共财政大笔注资、在资本市场溢价圈钱的企业当作上好美餐，奉送给管理层。
　　此处触及周小川的一个命门，他希望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让国有银行步入市场运作的良性轨道，而提出的方案却被质疑违反起码的市场公平交易规则和有损市场根基。虽然，周小川早在80年代就提出的金融混业经营的方案已经大力推行，可能发展成为主流模式取得成功，但其管理层持股等方案却难以获得各方首肯。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面临两难
　　
　　对于利率市场化，周小川颇为自信，表示“利率改革的步子已经迈得很大，主体部分已市场化。银行间市场已没有任何利率管制。如果说利率市场化还有差距，无非是指对贷款利率还有下限，存款利率还有上限。……现在之所以保留对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的管理，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财务软约束下不计成本的竞争，防止一些机构高息揽存。从企业角度看，真正声誉好、评级高的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筹资，其利率是市场化的”。

　　正因为对利率市场化的信心，周小川才对利率市场化的渐进十分有耐心：“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由改革现阶段的配套性决定的。利率市场化不能在周围部队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孤军突进。从改革的配套性看，利率市场化已经走得很快、很靠前了。”
　　而汇率市场化目前正处于起步的关键时刻，这是近两年全社会的重点议题，当然也是央行行长最关切的问题。

　　周小川屡次在公开场合对1994年的汇改表示赞许，甚至流露出沾沾自喜之态，认为正是94年以及以后的汇率改革保证了中国不被东亚金融危机击垮。1994年实行由钉住美元转而钉住一篮子货币、实行有浮动的汇率管理体制，时值周小川在中国银行副行长任上。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外管局局长，次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度过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此种种，汇率成为周小川心中解不开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