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机械照搬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也无意重返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普京
以“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普京现象，是俄罗斯迅速恢复国家秩序和综合国力的主要原因。王郦久认为：“尽管这与叶利钦时的民主方式不同，但与历史上的俄罗斯发展轨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普京的国家控制论，早在他从政之初已有体现。1991年，普京接受了富有改革精神的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邀请，辞去了圣彼得堡大学校长助理的工作，到该市外事委员会任职。当年8月，整个国家局势骤然变化，象征权力的斯莫尔尼宫内原先所有办公室内挂的列宁像均被摘下。当普京新搬到一楼办公时，工作人员问他办公室内该挂什么新画像，“彼得大帝。”普京不假思索地说。
事实上，彼得大帝就是一位自由主义和君主至上思想并重的混合人物。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始于彼得大帝1689年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的实践，这是西学在俄国开始传播和俄国化的开始。但彼得大帝在引入西方发展模式的同时，并没有引入公民平等、权力划分、立法和选举等当时在英国、荷兰已经实施的政治制度，而是继续巩固和扩大无限的君主权力。
普京当选总统后，提出的“可控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思维与彼得大帝有相承之处。“谁可控？其实就是中央可控，总统可控。”王郦久说，“当然这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俄罗斯面临二次解体的危机。”
1990年代初，叶利钦为打破旧秩序，采取了“翻盘”的做法，将整个前苏联体制全部推翻。由于前苏联专制时间很长，国家又很大，情况复杂，一切东西都要一点点重新建立，经过近10年时间，在法律和社会架构上，一个新俄罗斯终于建立起来了，但国家各个方面的管理仍然非常粗放。
1996年开始实行的地方长官选举制，使俄罗斯联邦中央丧失了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10年来，俄罗斯的一些地方势力快速膨胀，地方分离主义运动猖獗，各联邦主体领导人控制着地方税收、法律、媒体和自然资源。
“他们不服从中央管理，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无视俄联邦宪法，许多地方法律甚至是违背俄罗斯宪法的。”王郦久说。据俄媒体透露，当时俄罗斯各地区通过的法案有1/5同国家的基本法相抵触，一些地区还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有的几近于完全独立。与此同时，经济上采用的休克疗法，也使国家陷入持续衰退之中，并于1998年爆发了经济危机。
“这些现实使普京也陷入困惑，是继续私有化，还是适当集中？他也没想明白，但他想清楚的是先从权力垂直化上入手。”王郦久说。
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决定俄罗斯将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7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7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将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7大联邦区总统代表的任命中，5位是军衔至将军的军人。随后，普京又让内务部和税务警察局赋予7个联邦区总统代表新的权限，且明确指出莫斯科将集中指挥这些地区的军队，地方行政法庭的管理权力也集中到中央。强力部门在俄罗斯的权力体系中实力大增。
第一任期中，普京对内阁成员更迭采取低调平稳的方式。4年中，他逐渐从圣彼得堡同乡和克格勃系统中搜罗人才，为政府班底换血，以逐步取代“叶利钦派”。2004年2月，在新的总统大选前，被认为叶利钦班底最后一道防线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被解除职务，这时他离届满只差几个月。
与出身克格勃的普京一样，新总理弗拉德科夫也出身强力部门，他曾在国家安全会议中担任现国防部长伊万诺夫的副手，此后又担任联邦税务警察局局长。普京班底中出身强力部门的还有国防部长伊万诺夫，他是普京的圣彼得堡同乡，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同学，也是原克格勃同事；还有圣彼得堡大学的学弟科扎克，在普京第一任期时为政府办公厅主任，第二任期到南部联邦区任总统代表。
有媒体称，来自克格勃系统和其他强力部门的干部目前已占俄政坛25%的高级职位。也有社会学家统计，在普京第一任期结束时，身居要职的官员中“戴过肩章的人”比例已达50%，这其中包括总统顾问、政府部长、联邦区总统代表、州长等，他们控制着国家行政、经济、司法和监管媒体的大权。这种干部比例，在叶利钦时期为11%，戈尔巴乔夫时期仅为3%。
回想1990年代的俄罗斯私有化，几个30多岁的改革派青年，突然受命彻底改变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有了300年沙皇统治、70多年共产党统治，有着140多个民族、89个地方政府，面积比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还要大。青年们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力量和从工厂经理摇身而成的大亨们。10年后，普京几乎是只身进入了克里姆林宫，他的执政基础仍要脱胎于原有政治力量，只不过他们是另一群人。
普京班底浮出水面的一个直接因素是2000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成功地惩罚了车臣分离主义分子。这场战争中，强力部门的代表们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正是依靠他们，普京摆脱并惩罚了对国家进行讹诈的媒体巨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些强力部门和“圣彼得堡派”对普京时代的国家管理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特点，现在建立的制度具有专制的所有特征。”杰里亚金认为，“一些强力部门的习惯性将俄罗斯拖入了持续至今的‘威权主义痉挛’，他们在普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直接统治着俄罗斯。”
然而，普京的思想和他的执政基础，使他一定要坚持他的可控之路。2000年5月17日，普京宣布开始对俄罗斯国家权力体系进行改革：一是剥夺地区行政长官进入联邦委员会的权力，此前俄联邦委员会代表由各地区行政长官和地区议会领导人自动担任，现在改为联邦委员会由联邦主体各出两名代表组成，而不是地方长官本人了；其二，联邦中央有权解除违反宪法的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和解散不遵守联邦法律的地区立法会议；其三，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程序，提名权归总统，而原先这个权力在由地方各党派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方法也不再是“海选”，而是由地方议会间接选举。
在普京对权力机关进行改革前，俄罗斯的地方当局支配着重要的金融资源，并保持着强大的政治独立性。恰恰是这些力量，在1999年普京的大选中成为了当时仍服务于商业寡头的强力部门的实际对手。而今已摆脱了商业寡头的强力部门与地方当局的斗争，从目的本身变成了控制地方金融流和财产的手段。
“在同实际的竞争对手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强力部门大体上总是成功的，包括此次纵向权力体系的建立。”杰里亚金认为，“总统左右州长的任命，实际上是使州长与选民脱离，服从于总统办公厅。”
2004年9月，普京提高了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从得票率5%提高到7%，政党注册资格也从2001年《政党法》规定的1万人调整到5万人。
原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有5个政党拥有议席，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门槛提高后，明年的杜马选举，议会中的党派可能将减少到2-3个，特别是支持普京并占有议会席位2/3多的统一俄罗斯党实力将会大增。
“如果统一俄罗斯党变成议会的绝对多数党，这为该党成为执政党提供了条件。到时俄罗斯的总统、总理将与该党派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党的成员。”王郦久说。对此，一些俄罗斯国内专家已明确指出，这将直接导致国家议会也脱离了人民，而是服务于总统办公厅。但与这种“权力阴谋论”不同，王郦久认为，问题和矛盾是有主次之分的，普京纵向权力体系的建立，巩固了联邦与地方的关系，有效化解了俄罗斯二次解体的危机。“但这确实与美国所支持的叶利钦时代的民主路线背道而驰了，因此遭到了西方的猛烈批评。”他说。
对此普京有自己的看法。“俄罗斯无意重返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和极权的政治体制。”今年10月10日普京在德国访问时称。普京表示，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100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许多共和国和联邦主体享有特殊权力，“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家结构。我们不能机械照搬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无论那听上去或看上去有多美好。但是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但杰里亚金显然不这么看。“毫无疑问，普京获得今天这么高的支持率，是因为俄罗斯人民为了恢复秩序而同意放弃自己的民主。”他说，“多亏了高昂的世界石油价格，普京恢复了一定的秩序，可是他并没有开始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不仅如此，由他成立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创造了新的障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制度并不公平，而且对人民有害，因此普京建构的秩序并不是很坚固的。”
10月13日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俄罗斯国家企业活动系统研究所就企业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下支出部分，在小企业家中进行了试验性调查。那些愿意参与调查的企业主们指出，2002年他们给黑帮交的“保护费”占企业收入的4%，去年占到2.3%，而今年则为1.8%，但今年企业主给黑帮交的“保护费”首次低于贿赂官员的费用。与去年相比，企业主用于贿赂官员的费用从企业收入的1.9%增长到了3%，一部分莫斯科的企业在贿赂官员方面的费用甚至可以占到企业收入的60%。
对于目前国家管理体系不能有效减少特定官僚集团的腐败，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也同样感到事态严重。近日他公开表示，政府认为官僚主义问题是关键问题，并承诺与之进行斗争。“我们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制度性的停滞不前，这和官僚主义对商业压力过大有关，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来缓和这个问题，要尽量减少官员直接参与商务活动，使手续最大限度地透明化，并使商人和官员的任何交往都只产生正面的推动作用。”
但反对者们相信，这些“一切措施”肯定重点在于更多的行政强力手段。“威权主义将进一步强化制度性腐败。”普京的原经济顾问伊连诺夫评价到，“原本偶尔的不系统的官僚腐败，在如今变得有了法律依据，并成为一种制度被确定了。”
“事实上证明，目前普京的支持率仍是很高的。”王郦久认为，普京的“可控民主”好还是不好，要看实际效果，“俄罗斯人民可以评价，历史可以评价，尽管它与西方的民主相悖，但它符合俄罗斯的集权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