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时就埋下了。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认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重要共产党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但是，在那些未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内部，“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政权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爆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 “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爆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对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来说，“毛泽东主义”也使他们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杆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时任中共问个小组顾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