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2004年6月在题为《奉献的艺术》的演讲中，李嘉诚谈到了商人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出人意料的是，他将范蠡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放在了一起。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家与商人，范蠡不断地改变自己以迁就社会，他先是逃离了政治，在积累大批财富后，又将财富赠给邻居，以减轻所可能招致的嫉妒。但是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他修建图书馆、为年轻人写作箴言，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范蠡通过不断自我退隐，或许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追求，但富兰克林却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在参与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他也获取了自身的意义。 
    在这种比较中，听众仍容易觉察到，即使已是华人世界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李嘉诚仍多少为自己的身份而不安。他自觉地将自己置放于一个漫长的传统中，在这种“士农工商”的传统中，商人是社会秩序的底层，它缺乏与他的实际价值相匹配的意义。

追寻真正的自我
    这像是个绝妙的嘲讽。李嘉诚经常感慨他早年的辍学，并常因未接受正规的教育而惋惜。但很有可能，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正规教育，使他逃避了一代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思想的束缚。自从1940年那个冬日他第一次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有点错乱的价值体系中，拼命寻找到自身。 
    他曾经为金钱赋予过重大的意义。他目睹父亲李云经从潮州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沦落到香港小公司一名小职员时感到的窘迫。父亲地位的落差，让李嘉诚觉得金钱似乎比知识与教养更能代表尊严；紧接着，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父亲得不到更好的治疗，最终离世，金钱则又与生命本身联到了一起；金钱是维系家庭的手段，也是承诺，他曾对临终前的父亲说，他一定要让全家过得更好，钱意味着对母亲与弟妹的责任；金钱也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是获取自由和独立的手段，他少年生活在一个受限的时刻，金钱阻碍了他做出更多的选择……对于早年的李嘉诚，金钱似乎就是某种信仰的替代物。 
    但是，金钱真的能实现所有的目标吗？李嘉诚记得1958年所遭遇的困境。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一年前他在香港半山上购买了第一幢自己的住宅，三间卧室两间大客厅，面积超过2000平方尺。妈妈一间，自己一间，弟弟妹妹也都有自己的空间。他还为母亲买了唱片播放机，从扬声器里传出的嗓音有点尖利的唱腔有时也让他自己想起潮州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在搬到新家的第一个夜晚，李嘉诚怎么也睡不着，他意识到，一直以来的忧心忡忡的生活结束了，他们永远告别了贫穷。长江塑料公司那时是香港少数几家生产大受欢迎的塑料花的厂商之一。他挺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不仅没有负债，账户上的盈余多得令自己都吃惊，他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 整个一个晚上，他都在“痛苦和快乐的回忆中度过”。 
    李嘉诚第一次有机会暂时停缓脚步。金钱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自由、欢乐不言而喻。身上的西装出自本地最著名的裁缝，手腕佩带的是菲利达牌的名表，脚上的皮鞋原料取自柔软的小鳄鱼皮。他开车上下班，如果行人稀少，他会非常享受高速驾驶的乐趣。周末，他驾驶游艇出海……他精力充沛，觉得人人都喜欢他。
“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后来回忆说，他发现金钱带来的快乐迷人，却不能持续。 
    至少在六个月时间里，这个面色有点忧郁的青年，晚饭后经常一个人驾车到西环半山上的宝珊道。夜晚时它寂静得让一切的思绪与伤感都清晰起来。李嘉诚喜欢靠着路旁的一块大石头发呆，他记得树木枝叶的参差与远处的灯火，还有远远眺望到的海面，船帆婆娑。 
    成功促成了他的第一次个人意识的觉醒，他需要知道，当财富不再是生活的目标时，新目标是什么，生活意义是什么？